七大報記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
先簡單談一下當時獨立片商的編制，其實一間獨立片商有時候兩、三個人就能營運，但就是每個人要負責很多 function。那以當時我任職的騰達當例子，副總馬天宗跟主管黃煒中會負責公司年度預算的規劃，以及每年要去看哪些影展，在裡面要用甚麼標準選片等等， 越在上層的大致上就是越負責 acquisition，購片相關的工作。
其他部分，也跟一般公司差不多，財務營收等等，可以理解片商其實就是一間做代理生意的公司。有些公司會做外文書籍引進、去國外跑單幫、代理某某品牌，都是相似的道理。單就電影片商來說，以我在騰達的工作情況，我發覺這個工作有個特性，你跟一個國際片商合作很久，其實合作關係仍然不會穩固。一旦這間片商發現片子好賣，除非你能出更多的錢，不然它就賣去別的地方了。所以，在台灣常見的狀況是，一個代理商在台灣做得很好，母公司就以為台灣好做，就把台灣代理商趕走了。這是身為代理商的一個不穩定因素。
從購片部門再往下，就是我們這種 Entry-level（ 入門級）， 我同事可能負責廣告投放、廠商異業合作，我則主要是負責跟媒體對口。我們一年大概會做到六、七部電影，有大有小； 每部電影大概檔期確定之後，往前推兩到三個月會開始進入準備工作。雖然不能說很辛苦，但也有時會要假日加班，到公司準備寄給電視台的 Beta 影帶。
那時候，我跟前任媒體公關沒有正式交接到，因為我進公司的時候，他已經離職一段時間了。我有得到一張他留下來的 Excel 表格，裡面包括報社記者、廣播電台企劃製作、影評人、電視台記者⋯⋯等等。那是我的葵花寶典，就要照著上面的資料去聯絡人。那時候還是 MSN 的年代，MSN 是我一個非常重要的聯繫工具，最早一點還有 ICQ，或是 Yahoo! 即時通，但還是 MSN 最常用，我記得當時最高紀錄是同時打開五十個對話視窗，像彈鋼琴一樣，噠噠噠噠噠。
在我剛剛入行的2003 年，其實很有趣，那時候還是傳統紙媒非常有影響力的年代。做為一個媒體公關，那時候我們還沒有 KPI 這個概念，我工作最重要的指標，就是確保我們的新聞稿能被報社刊登出來，所以，寫新聞稿就是我的工作當中非常重要的核心要素。我剛入行的時候沒有太多經驗，主管會像是改作文一樣幫我改新聞稿，告訴我甚麼地方有問題、甚麼地方像在寫散文，根本不是新聞稿。
我有時候發稿出去，年齡比較相近的記者朋友也會直接虧我，哪篇都是廢話、哪篇根本在濫竽充數，哈哈。新聞稿發稿出去，搭配劇照，那時候有所謂的「七大報」：《民生報》、《星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大成報》，七大報記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
前一天把新聞稿寫好，主管批完、挑劇照，隔天中午之前要把新聞稿發出去，然後寄 E-mail 通知，還要馬上打電話給這些記者大哥大姊來報告。那時候，有些記者接到電話口氣都很兇，我心裡的感覺像是當兵一樣，想說班長為什麼講話一定要這麼兇，有甚麼話不能好好講嗎？非常挫折。但也有時候，他們會打回來說，「那個甚麼資料再多給我一點」，那就代表可能有機會上稿。總之，報告完後，就是隔天等開獎，早上六點多到便利商店看報紙，如果七大報都能刊登，就是全壘打，一整天都會很有面子。那時候已經開始有網路，但傳統媒體還是輿論領頭羊。
報紙上稿，最大的當然就是版頭，最小的話呢，有時候我們會開玩笑說，今天上了一個「豆干版」，跟豆干一樣大。我那個時候曾經策畫過幾次全版，感覺簡直是光宗耀祖。當然，做媒體公關也會有很多眉角問題要照顧，譬如偶爾我們會做到有明星的電影，跟國外公司聯絡，送記者去 L•A 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預算不見得充裕沒辦法七大報都送，那就要有心理準備，沒被送去的記者可能就會來狗幹你。這種就是眉角。
有一次，我有個眉角沒處理好，一個大報的記者就來把我臭罵一頓，他直接講說：「王師，你真的很瞎，不適合做這一行，要不要趕快轉行離職？」我當下真的很生氣，我就說不要， 我就是要做電影，就是要繼續做下去，不管你認為我適不適合。的確，在還是新手的過程中，很多東西不熟悉，可能也得罪很多人，但我記得主管黃煒中告訴我，「我敢用你這樣的新人， 我已經有心理準備要幫你們收拾。」我非常感謝他，他是真正意義上把我帶出師的師傅。後來在坎城影展，騰達買《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 The Motorcycle Diaries，2004），也是黃煒中，他覺得這部電影口碑有機會好，同事也會開心，他知道我是文藝青年嘛。
這就是工作
我們先回頭來談談電影這個產業鏈，畢竟騰達國際娛樂是代理商，主要是代理國外的電影，也做過台灣電影，但非常少。我入行的時候，已經是美商主宰電影市場的時代，我們根本談不上與美商有甚麼競爭關係，因為幾家美商可能占據整個電影市場的八成左右。從美商再往下走，才會是一些台灣的獨立片商，有些能買到一些好萊塢二、三線的電影，還是會有大家認識的明星。可是預算絕對沒辦法跟美商電影的預算匹敵，品質通常都會有點問題。
這個生態我也是後來慢慢摸清，會到你手上的電影，其實都已經經過幾輪篩選，不會是最頂級的電影。當然是偶有佳作，但整個生態系其實是非常清楚。直接代理美國母公司電影的美商發行，像華納、UIP *、索尼，他們沒有 acquisition 的問題，基本上都會拿到母公司未來四、五年的片單，由台灣這邊的總經理來跟母公司確認這些電影適不適合在台灣發行。相較來說，獨立片商就需要考驗買片功力，常常要跑影展，去跟國外的 Sales 買片。
也就是說，在這個工作環境，其實做到自己不喜歡的電影，算是貫穿整個生涯，不只是在騰達，其實整個工作歷程都會有這樣的狀況。當你要把好玩的、有熱情的事情變成工作， 就一定會滲入許多工作本身不可避免的要求跟條件。所以，你要有身為工作者的紀律； 身為公司的員工，公司為了營運所進的影片，你必須忠實的支持。我們老闆曾經說，「你現在不是一個觀眾，也不是影迷，你可以為你喜歡的電影多做一點，但你不喜歡的電影，你不能少做一點。」可能你不喜歡的電影，在市場上受歡迎，最後，你的薪水、你喜歡的電影，反而要靠那些錢的挹注才能往下走。你必須把你的喜好跟工作分開來看。
老實說，有些時候是會有點靈肉分離的狀態，你不認同產品，把這部電影推出去，會被影評人嘲笑、被觀眾幹譙。但是， 反過來看，做電影有時候會有一種幻象，你會覺得自己做了一部某某大師的電影，口碑好、票房好，然後你就被這部電影放大，你誤以為這些成就跟自己有關，但你明明只是一個社畜， 卻把自己跟那個光環掛勾在一起。我覺得這是很多剛進產業的人，初期都會產生的一種幻象。
我們以前曾經辦過一個活動，在西門町，有個知名的藝人出席，我們辦一場戶外記者會，沒想到只有不到五個人來參加。活動辦完，我跟同事馬上被拉到附近的速食店，被老闆痛罵。我們自己在活動現場都覺得尷尬，好想跑掉，有段時間，我對辦實體活動都產生莫大的恐懼。為什麼會這樣？你可以找一百個理由，說這部電影沒人想看、這個藝人沒有號召力、當天有其他活動分散大家注意力，但結果就是這麼殘酷。
這就是工作，老闆也知道不好做，但公司需要有業務，沒有所謂對錯的問題。就像是音樂產業的企劃，要帶一個沒有知名度的藝人，上通告都要求爺爺告奶奶，被主持人冷嘲熱諷。這些都是進入產業必經的過程，如果沒有經歷過，可能等於沒有做過這個行業，也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學習跟磨練。
或許我真的是可以吃這行飯的人
在騰達國際娛樂，我做到第一部有成就感的電影，是前面提到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這是一部在講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青年時期與好友踏上公路歷險的電影。在做這部電影之前，我其實並沒有太認識切•格瓦拉，他的大頭像很有標誌性，不過認識可能也僅只於此。不過，在我的上一個世代， 譬如陳文茜、殷琪這些人，一些文化人，或是一些社運圈的人， 他們對切•格瓦拉是有熱情的。
那時候《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台北市三家戲院，做到六百萬，成績相當不錯。其實不少獨立片商都還是有小兵立大功的案例，像是李岡的雷公電影在那時候很活躍，《放牛班的春天》（ Les Choristes，2004）、《佐賀的超級阿嬤》（ Gabai Grany，2006）都賣出很好的成績。前景黃茂昌的《再見了，可魯》（ Quill，2004）也是賣破幾千萬。
我們做了幾件事情，包括跟陳文茜在《飛碟晚餐》連線，這件事做了也是覺得光宗耀祖，入行才沒多久的年輕人，就在這裡做Live 連線。我們還跟台大合作，在活動中心舉辦放映，映後邀請沈富雄、鄭村棋加陳鳳馨進行座談，現在聽起來還是很厲害。然後還在 《COOL 文化雜誌》拿到封面，也成功在《康熙來了》蔡康永開場得到宣傳機會。
當然，這部電影本身好看，還有切•格瓦拉這個人與故事， 都是能夠行銷的先決條件。我相信這些窗口或大咖一定能感受到我的熱情，但如果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後面這些也完全沒用。就像是我們後來做《悲情城市》（1989）數位重映，邱復生董事長就說，很多現在討論的方法能夠成立，就是只在這部電影上能夠成立，其他電影都不行，確實就是如此。
以《康熙來了》這個例子來講，我們當時在農曆年前聯絡到蔡康永，請他跟幾個朋友來騰達的試片室看片，他看完之後情緒就很激動，甚至還有點眼眶泛淚，表示會在節目裡面幫我們推薦。之後，他就請《康熙來了》的製作單位金星娛樂跟我們連繫，請我們寄一張海報給他們。我們當然很感謝，但是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會發生，因為有時候別人口頭講過就忘了，但後來有天，我就真的接到金星的電話：「王先生，康永哥要我們告訴你，今天晚上的節目會介紹這部電影。」我非常激動，蔡康永是個言而有信的人。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感動我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它對於世界性的一種描繪。主角原本是一個公子哥，但他經歷一段旅程之後，看見多民族南美洲的各種問題，也感覺到自己的生命跟廣大的土地、人民有了連結。我相信那個「一體」的想像， 觸動非常多的觀眾。我後來有次跟在政大當老師的柯裕棻聊天， 他說這部電影上映之後那兩年，收到很多研究所同學的申請書，都講他們受到這部電影的啟發，這給我很大的觸動。原來當我發揮200％的力量，可以取得不錯的成績，有形、無形都是，或許我真的是可以吃這行飯的人。
在做這部電影之前，我可能不知道這麼多人喜歡切•格瓦拉。這也是做電影的樂趣，不管是外國電影或台灣電影，你要去行銷這個產品的時候，都要讓自己去具有知識準備，那都是新的學習。可能每部電影都讓我碰觸到新的領域，有些可能從此跟我一輩子，有些只跟我三個月，但也都沒關係，這是電影長期的新鮮感與成就感。而且，你永遠不會知道作品會觸動多少人，就像是柯孟融一開始也不可能知道《咒》（2022）會這麼成功，甚至會獲得小島秀夫老師的喜愛。這就是這個行業最神奇的地方，you never k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