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引伸自德國社會學者齊美爾（Georg_Simmel）主張的名言是這麼說的：「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無動於衷（Der Gegensatz von Liebe ist nicht Haß, sondern Gleichgültigkeit）」。相較於上一個世代臺灣人認知之中「不共戴天」的冷冽與堅決，鄭、荷兩方在歷史上的現實關係，毋寧較接近於「愛、恨、痴、纏」等種種複雜情緒交織，一言難盡。
走過戒嚴時代的「善良與誠實」者，對於北韓人民那種明確區辨敵我忠奸、愛恨分明的素樸歷史情感表達，難免會有那麼一點似曾相似的感覺。倒是，在逐漸成熟的民主社會中生活的人們，應該較能體會現實層面種種「愛恨交加」的複雜情緒。儘管我們每日都要做出若干決斷，也不得不承認，任何決斷都只能基於歷史一瞬中相對的正確感覺。任何通曉「千金難買早知道」這句話真實況味的人，都早已脫離了那種信仰歷史書寫是為了「月旦春秋」的素樸認知。
在戰後的臺灣歷史書寫中，荷蘭長官揆一（Frederik Coyett），遭被定性為「民族英雄」的鄭成功所打敗並「驅逐」，被史家安上了「竊據者」此一野蠻罪犯「夷酋」角色。甚至，多年之後，當揆一的後代來臺旅遊時，還得藉「感謝鄭成功寬大為懷，饒赦他們祖先的小命」的姿態來表達善意，以滿足某些臺灣大眾的「感覺良好」。
然而，在我們的生命體驗裡，面對所有一切是非，真的總是能如秋霜烈日般洞澈明辨，而得以用非黑即白的標準判斷一切，不容一絲灰色地帶嗎？我們真的總是能毫不遲疑地做出風險極大的決定，而不擔憂留下任何一絲悔恨？一六六一年四月底，鄭成功決意率兵渡海攻臺，發動奇襲，這一決定翻轉了歷史局面，對臺灣乃至東亞的歷史，造成深遠的影響。然而，鮮為人知的，就在兩個月前，揆一於一六六一年的二月底寫給巴達維亞的報告裡，卻也清楚策劃並提出荷軍應當如何與清軍聯盟，對金廈兩島發動奇襲的方案。在報告中，揆一並強調，必須趁此時機，將鄭氏集團的勢力一勞永逸地掃除。
揆一很清楚，鄭成功從南京敗歸之後數年，清軍已於福建沿岸完成部屬，開始壓迫鄭成功的部隊。與此同時，鄭荷雙方的談判已經觸及底線，即使暫時和平，日後仍隨時有爆發衝突的可能。最重要的是，荷蘭人早已於一六五六年，抵達北京向康熙皇帝朝貢。此後，荷蘭人已正式取得大清朝廷承認，可以展開國家層面的交涉，不再如同明代一般，被拒之於門外。鄭、清之間的殊死鬥與荷蘭無關，荷蘭決定與何者結盟，乃是利害關係的選擇問題。雖然清軍在海上無從與鄭氏匹敵，但也正因為如此，倘若清軍與荷蘭艦隊聯盟，一舉殲滅鄭氏集團，則有可能複製一六三九年的日本經驗，讓荷蘭東印度公司因為協助清剿有功，順勢成為代理中國對外貿易的獨家窗口。
因此，於一六六一年，在鄭氏集團尚無防備的情況下，直接派出艦隊偷襲金、廈兩島，將可使東印度公司艦隊一躍而成為東亞海域最大的勢力，根本是穩賺不賠的上算。揆一甚至應該能在送出報告的四個月前，即一六六○年十一月，於其派船前往廈門質疑鄭成功是和是戰時，利用艦隊發動奇襲。從當時三艘荷艦駛到廈門島處投錨落錠的紀錄，我們可以推測，單單從戰艦舷側伸出的砲口，其射程就可以涵蓋廈門市街與鄭氏在港停靠的軍船。
當其時，廈門壅塞著由福建沿岸逃亡至此避難的老弱婦孺。在鄭軍大開友誼之門，兵民暫時喘息，毫無還手之力的情境下，即使只有三艘荷蘭戰艦，如果荷軍選擇開砲轟擊，直接造成鄭軍嚴重損害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之高。而當時的揆一之所以沒有發動攻擊的理由，只是因為鄭成功明確表達，沒有攻擊臺灣的計畫。儘管在當時的局勢下，鄭軍選擇出兵攻取臺灣，本屬合理推測，且於此同時，揆一自己也在盤算發動先制攻擊的可能性，然而自始至終，他都選擇相信鄭成功，沒有把握住這樣的機會。
回顧過去，類似的歷史情境，也曾發生在一六三三年揆一的大前輩普特曼斯（HansPutmans）長官身上，在推算當年的鄭芝龍勢力擴大，可能背叛與荷蘭人先前締結之同盟後，普特曼斯義無反顧的選擇了發動奇襲。
因為有此前例，當時的揆一若選擇自行發動攻擊，即使未能即時獲得巴達維亞上級同意，做法上也沒有什麼可議之處。
在揆一擬定的軍事計畫提案剛從臺灣送出後約兩個月，鄭成功即率大軍登陸臺灣。揆一還來不及進行偷襲，就被鄭成功搶了先機。因為只要鄭氏獲得了清軍無法企及的海外的基地，就有機會重新與荷蘭人進行合作貿易，避免被清荷兩方夾殺的絕路，這也是鄭成功在一六六二年於安平與揆一簽訂降約時的設想。就鄭成功方面的盤算，只要荷蘭人接受了鄭氏集團已然存續，且在海上仍優於清軍的事實，即使處於清廷的海禁政策之下，荷蘭人最終還是必須繼續尋求透過鄭氏集團的走私管道，取得中國貨物。
熱蘭遮城之失，主要還是揆一沒能搶先痛下殺手，選擇了相信鄭成功釋出的善意。為何當時鄭成功與揆一會走向這樣的爾虞我詐的對峙？為何雙方即使極端地不信任對方，仍要維持表面和諧？這一切層次多元的複雜態勢，在在說明了鄭荷之間過去峰迴路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絕對不是「民族英雄驅走野蠻罪犯」這種意識形態定性那麼簡單。就如同十七世紀東亞史的變化，無法簡化地以一句「明亡清興」就帶過一樣。
這一多面相的複雜歷史事實，就是本書所要探討並試圖向讀者呈現的內涵。本書主要呈現的是鄭氏集團的發端、擴張與消滅，在書中，雖然筆者對於上述一六六一至一六六二年荷鄭臺灣之戰的細節著墨不多，然而，任何衝突——尤以武力衝突為最，其背後必然有著結構性的複雜因素，任何影響深遠歷史事件的發生，通常是多面向深層結構變化的一個綜合表現。本書執筆者所關心的，與其說是戰爭衝突當下那些戲劇化的場面，不如說是影響鄭氏集團誕生與消滅的種種長期結構性因素。
在這些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種種層面變化的條件限制下，個人的選擇固然與其向來性格有關，但也與當時人群之間，種種利益分歧、文化差異、名分認同、信念價值、親疏遠近與愛恨情仇有關。上述揆一未曾實現的軍事計畫，以及鄭成功未獲下屬認同的跨海偷襲行為，表現出鄭荷雙方幾代人馬，數十年來亦敵亦友，相互間又愛又恨關係的一個側面。而這些來去分合，都是在種種結構交錯、陳陳相因之下造成的具體歷史活動所致。
本書敘事的主題「海上傭兵」，指向一群因應一組特殊歷史結構而存在於世的集體，在具體的事例上，這裡多指涉鄭氏三代的鄭芝龍、鄭成功、鄭經，以及其所帶領的一群軍事人員，他們因著海上貿易的利益而立足於東亞海域當中，大概可以與岸本美緒教授所說的「邊境新興勢力」等同。
上述鄭荷之間，在一六六○—一六六一年前後所呈現的詭譎對峙局面，之所以微妙地被參與衝突的各方默默維持，正由於敵我雙方對於涉及利益的種種結構條件變化，有相當近似的評估。同樣地，雙方在發動戰爭的時機上，也因此有極為合致的判斷。就此而言，本書所關注的，並非個人層面上的恩怨情仇與道德秉性，而是作為一個群體領導者，如何因應變化、紆衡情勢做出決策，以及其造成反應與後續影響。本書不否定個人的情感好惡、性格特質、價值信念可能影響判斷與決策，但亦認為在長時段的利害關係結構演變之下，個人行動的意義，只有從集體在歷史結構中的特殊存在樣貌裡，才能獲得適當詮釋。
個人的主觀臆想，往往未必能與種種結構衝突中萬般變化的趨向一致。這種「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情況，對於一個開放社會的成熟個體而言，大體上應該並非陌生的體驗。
是故，即便本書對鄭芝龍、鄭成功的個人經歷，仍時有描繪，主要也著眼於探討其行動對於海上傭兵群體的意義，而不在作傳評價或描寫其性格、心理上的變化。若讀者細心閱讀本書，當可對鄭荷兩方為何最終會落入這種「愛恨交加」的糾結現實，有所體會。在這種歷史認識之下，或許較能避免那種如同罐頭笑聲般，平面乾枯的歷史比附。祈願本書能協助讀者在達到理解過去變化的瞬間，各自找到歸屬於當下的「歷史感」。
本書特別關注影響眾人命運的結構性因素，像是地緣政治、白銀流動與海域網絡，然而，在此類焦點之外，其他關乎個別人物的命運、特定戰役的細節等，若非對追溯前述結構性的歷史演變有重大意義，多不細談。因此，雖然筆者已盡力比對若干荷蘭檔案記載的人物身份，但因史料限制，仍有未竟之處。如Gampea, Bendiok, Hambuan等人，讀者應詳查註釋之說明（尤其譯者特別查對之處）。另在若干尚未完整考訂的貿易品項上，亦應做同樣處理。
再者，雖然本書指出，最終鄭經在臺灣建立了一個「港市國家」，但正如前述，本書著重於描寫探討「邊境新興勢力」，並未細考其最終是否朝向建立「國家」的方向演變，或由何時起，可認定為一「國家」。所幸此一主題，早先已有義大利學者白蒂（Patrica Carioti）教授，繼之，則有香港學者錢江Jame K. Chi、美國學者杭行Xing Hang等教授加以論述。對此議題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延伸閱讀。
而一六八三年，有關施琅取得臺灣前後的風雲，大體上亦屬本書所探討之一連串結構變化之延續，讀者也可自行參閱其他著作。由於篇幅所限，即使本書設法涵蓋了一六二二至一六八三年之時間斷限，仍僅能描述鄭氏集團興衰的梗概。總之，本書之貢獻，在於嘗試將歷史原貌因漢文史料記載不全所屏蔽的部分，還原於萬一。至於細節，則難免仍有所錯漏，在此尚請讀者多加警覺、諒察。
最後必須在此說明的是，何以此書主要關注東亞海域的歷史變化，對於臺灣史的研究，亦能有相當的貢獻。自原住民的角度觀之，大約從十七世紀起，臺灣社會即不斷被捲入全球化體系的各層網絡，使社會文化產生了巨大變化。即便臺灣住民被捲入東亞海域歷史洪流演變的過程，充滿著強烈的非自願色彩，然而，無法漠視的是，各種海外元素（包括移民）的加入，仍然迅速塑造了新型態的臺灣社會相。是以，當我們想要理解臺灣史的發展，對於那些觸動東亞海域變化的諸種歷史動力，與那些最後或多或少因此被納入臺灣社會文化的種種元素，自不能不給予相當的關注。
用一個比較跳tone的譬喻來說，近日醫療院所推動的「雲端電子病歷交換」，主要是要避免病人因跨醫院、跨科別就診領藥所造成的「藥物交互作用」問題。同樣地，近日亦有於農產品消費市場推動食材「產銷履歷」的作法，從產地到餐桌，明確標示食材來源。這些都是在追索個人自身成長與變化時，考慮到外界因素對身體內部的長期性影響，基於稽核的目的，希望達成的措施。
而誠如前述，臺灣社會從十七世紀起所產生的一系列變化，主要與被捲入東亞海域歷史過程中，前述的種種結構性（地緣政治、白銀流通、海域網絡等）因素，以及其交互作用有關。由於自十七世紀初期起，臺灣住民透過東亞海域所受到的外部影響，乃是史無前例的深廣。而臺灣內部社會經濟的變化，如出售鹿皮、種植米糖等，多半與連結新市場、納入新居民等交互作用的結果有關。
鄭荷兩者數十年的互動，往往也與陸續前來臺灣的唐人移民形貌，或多或少有所關連。倘若研究臺灣史的目的之一，在於能讓臺灣人獲得掌控命運的工具，如同稽核醫藥病歷與食物產銷履歷以維護個人健康一樣。那麼，本書所能提供的，對於這些結構性力量作用歷程的詳細解析，顯然同屬不可或缺。
假想臺灣住民未能深切體認臺灣在全球化中的位置、留意外在結構性因素對世局變化帶來的決定性影響、察覺各項因素交互作用的種種後續效果，那麼，儘管臺灣史史家已盡責地對本身社會發展的記載，做到無限的精詳，也將無法洞燭先機，掌握住自由之鑰的關鍵契機。就像在各種藥物的交互作用下，即便病人所服的每顆藥劑，在各科診療上，都正確無誤，仍可能不幸造成藥害一樣，臺灣史的研究者，也必須放眼國際局勢，適度地追索一連串、多元的歷史脈絡。是以，此書雖非完全屬於臺灣史的著作，對於關心臺灣歷史發展的讀者，亦能發揮一定的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