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
後現代主義的基礎、原則和主題
後現代主義，一般被認為是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之間出現的，準確的日期，取決於人們的主要關懷，到底是在藝術還是在社會方面。從藝術而言，最早的變革可以追溯到一九四○年代，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等藝術家的作品。但就本書而言，一九六○年代後期才是關鍵，因為它們見證了法國的興起。社會理論家如傅柯、德希達和李歐塔等人，他們才是後來這些被簡稱為﹁理論﹂的最初建構者。在二○世紀中葉的歐洲，一系列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發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都動搖了歐洲對進步概念的信心，也使人們憂懼科技的力量。
因此，那時候全歐洲的左派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自由主義和西方文明，何以會讓那些心懷抱怨的選民縱容法西斯主義的興起，進而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對許多人而言，帝國後來也崩潰了，殖民主義失去了道德正當性。西方世界出現了許多來自原本帝國的移民，促使左派知識分子更加關注種族和文化上的不平等，特別是這當中造成問題的權力結構。女權和LGBT的社會行動主義、美國的民權運動，都開始獲得廣大的文化支持。隨著對馬克思主義的幻想破滅，長期存在的主流、左翼的社會正義事業，改由從政治和文化左翼面向而被散播著。共產主義在各地施行的災難性後果，強化了理想幻滅的根據，也徹底的改變了左派文化菁英的世界觀。這當中帶來的結果是，過去各個領域對科學的信念，在推進、製造、正當化那些上個世紀以前不可能發生的恐怖事件所發揮的效果中，已經備受質疑。與此同時，充滿活力的青少年文化形成，產生了強大的大眾流行文化，也和「高端文化」（high culture）一爭高低。科技高速發展，再加上消費品的大規模生產，「中層文化」（middle culture）激發出人們對藝術、音樂和娛樂的一種新的後理性期待。這種轉向，引發了人們的擔憂，也就是社會正在倒退回一個人為的、享樂主義的、資本主義的、虛榮和遊戲的消費主義世界。
當時人們對此的回應，通常是一種普遍的悲觀主義，這種悲觀主義是後現代思想的特色，一方面加劇了人們對人類狂妄自大的恐懼，另一方面強化了對意義和真實性喪失的恐懼。這是一種非常明確的絕望，使得後現代主義自身，可以被說成是一場對真理文化的深層信心危機，對自由社會秩序的不信任，同時也與日俱增。科技快速進步，所帶來的一種日益嚴峻的，對於意義喪失的憂懼，上述種種問題，都可以說定義了這個時代。
後現代主義特別會懷疑科學，和把其他觀點正當化為「真理」的文化宰制方法，以及背後它們的基礎，也就是宏大、全方位的解釋。後現代主義稱它們為「宏大敘事」，它認為這是一種文化神話，也是人類短視和傲慢的一種形式。後現代主義對這種敘事提出了一種激進的、全面的懷疑態度。這種深層的懷疑，更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對人類整體進步歷史的激進犬儒主義，也是原本就存在的懷疑主義文化思潮的一種變異。廣義的懷疑主義觀點，雖然不是犬儒思想，但在啟蒙思想和現代主義中一直都很顯眼，而且在一九六○年代後現代主義出現之際，早已在西方社會積累了數百年的力量。
但是，在早期的形式中，廣泛但合理的文化懷疑論，其實對於科學和其他形式的啟蒙思想發展，都是具有關鍵意義的。因為這些思想必須脫離過去主流的那種宏大敘事（主要是宗教性質的）。舉例來說，十六世紀時基督信仰因宗教改革而被重新評估（在此期間宗教分裂成了許多新教教派，各自挑戰彼此和之前的正統觀念）。到了十六世紀末，反無神論的論述也應運而生，等同反映出不再信仰上帝的想法已經開始流行。時至十七世紀，以古希臘知識為基礎的醫學和解剖學，也經歷了一場革命，和身體有關的知識快速發展。科學革命是對舊有智慧的廣泛質疑，和各種知識生產迅速擴散的結果。十九世紀科學方法的發展也聚焦在懷疑主義和更嚴謹的檢視、證偽的需求上。
在犬儒式的「懷疑論」之外，後現代主義者還關注現代社會中真實性和意義的消亡，這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對於法國理論家而言。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特別明確地表達了這類的擔憂。對於布希亞而言，他那種對於「真實」失落的虛無主義絕望，很大程度上是引用了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岡（Jacques Lacan, 1901-1981）的研究學說，所有的真實都只是「仿真（simulations，對現實世界現象和系統的模仿」和「擬仿」（simulacra，只是事物「複製」而非一種真實的起源）。布希亞描述了三個層次的擬仿：把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連結起來。
在前近代，也就是啟蒙的思想徹底改變了我們和知識的關係之前，布希亞說，獨特的真實是存在的，人們也嘗試去代表、呈現出它們。但到了現代，這種連結被打破了，因為物品開始大量生產，因此每個原件都可以有許多相同的複製。他總結說，到了後現代，原作就消失了，一切都成了擬仿，只是對現實的一種不能令人滿意的模仿和某種形象。這種狀態被布希亞稱為「超真實」（hyperreal）。 這代表了，後現代主義者喜歡在語言中尋找意義的基礎，而且過度關注語言如何藉由限制和形塑知識，來建構社會現實的方式，也就是，只有語言才代表了什麼是真實的。威脅真實性的現象，同樣也是其他後現代思想家的核心關注問題。舉例來說，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和皮埃爾．瓜塔里（Pierre-Félix Guattari, 1930-1992）認為，人的自我正遭受到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綑綁限制。同樣地，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特別譴責後現代性的淺薄，他認為這些都是表面，沒有更深的意義。就像是布希亞一般，詹明信將後現代狀態視為一種「仿真」，所有一切都是人為的，只不過是由複製品組成，都不是原創物。在典型的這種後現代主義中心的絕望表達中，他診斷出一種「感動的消失」（waning of affect），一種不再有心於任何事物的思考。對詹明信而言，外在審美占據了我們，使人保持距離，分散了人們對深層的關懷和注意力。由此出發，他也公開抱怨後現代性核心的犬儒主義。如他所述，「主體的死亡」是指個性和信心在穩定的自我中的失落。詹明信說「拼貼的山寨品」（Pastiche）已經取代了之前的裝模作樣（parody）：這當中已經沒有目的或深度，只有冷血的借用和循環。廉價可得的經驗帶來了滿足，一種持續的提升感（sublime）、人造的快感。總體而言，這種漫無目的、目標和基礎的喪失帶來了一種懷舊（nostalgia），不斷地要向後回顧才得以尋找我們的現在。關鍵的是，後現代性核心批判的深層絕望，大多是敘事性的，而不是方向性的。解決方案根本尚未到來。
此種反動的，對現代主義和現代性的懷疑論，是後現代思想的特徵，特別尖銳地表現在對科技和消費社會的不滿和焦慮上，這些都影響了學術界去聚焦在文化批判上。在一九七九年，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文學批評家李歐塔將這些總結為「後現代狀態」（the postmodern condition）。他把這些描述為一種對人們生活的任何廣泛意義建構基礎的可能性的深層懷疑。人類學家和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也將這種情境稱為「後現代性的狀態」（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他認為這是「啟蒙議程的崩壞」（the breakdown of 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所造成的。不過最終看來，這些思想家說的大多都是一種一般性的感受，也就是形塑出現代性特徵的科學和倫理安定性已經難以為繼，主要分析工具的失落更使情況變得絕望。他們對這種狀態的總結，採取了極端激進的懷疑和深層的犬儒主義，特別是針對語言、知識、權力和個人。
所以到底什麼是後現代主義？線上大英百科全書將後現代主義定義為：一種在二十世紀晚期的，以全面懷疑主義、主觀主義或者相對主義為特徵的運動；對理性的普遍懷疑；以及對意識形態在堅守、迴護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所扮演的角色的敏銳感知。
華特．安德森（Walter Truett Anderson）在一九九六年的著作中，則描述了後現代主義的四大根基：
1.自我概念的社會建構：一個人的身分認同，是被多種文化力量所建構的，而非原本就存在的；
2.道德和倫理論述上的相對主義：道德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創造的。也就是說，道德的根基，並不是建立在文化傳統或宗教傳統之上，也不是一種天命、命定，而是被辯證地和選擇性地建構出來的。這是一種相對主義，不只是信仰的意義上而已，而是所有形式的道德，都是社會建構出來的文化世界觀；
3.對藝術和文化的解構：聚焦在無止境的即興創作，和多樣變化的議題，並且將「高雅」和「低俗」文化融合；
4.全球化：人們將各種邊界，視為可以跨越和重新建構的社會建構，並且傾向於輕看他們的這些部落規範。
大多數人會同意，後現代主義集中在一些主要議題上，不管後現代主義者多麼地反對這種描述。我們可以說，這些議題是「後現代的宏大敘事」（postmodern Metanarrative）的基礎。對於心理學教授、兼任質性研究中心主任（Center of Qualitative Research）的斯泰納．可瓦里（Steinar Kvale, 1938-2008）而言，後現代主義的中心議題，包含了懷疑任何人類有關真理的客觀表述現實，並且聚焦語言，還有社會如何使用語言來製造他們自己的在地現實的方法，也否認普遍性的存在。
這些問題被解釋為，如此一來就增加了人們對敘事和說故事的關注，特別只是內建於特定文化下所建構出來的「真理」，以及一種相對主義。也就是說，我們對現實的不同描述，並不足以得出任何最終的，或者某種客觀的方法，會有資格來論斷他者。
緊隨著可瓦里之後的關鍵觀察是，後現代轉向帶來了一個重要變化，也就是從客觀、普遍，和主觀、個體之間的現代主義的二分法，轉向了在地敘事（及其敘事者的生活經驗）。換句話說，客觀真實的事物和主觀經驗的事物之間的界線，已經不再被接受。社會認知是由個人以獨特的方式和普遍現實互動所彼此形塑的。這些原本是個人自由、普遍人性和平等機會的自由主義原則的基礎，被據說是多個以上的，且同樣有效的知識和真理所取代，這些知識和真理，是由社會中擁有共同地位、身分標籤的人的群體，所建構出來的。因此，根據後現代主義思想，知識、真理、意義和道德，都只是一種文化建構，或者是個別文化的相對產物，這些東西都不夠格成為評判其他文化的必要工具或話語。
後現代轉向的核心，是對現代主義和現代性的回應和拒斥。根據啟蒙思想，我們可以多少藉由那些可靠的方法論來了解客觀現實。科學方法會生產出客觀的現實知識，使我們能建立現代性，這些知識讓我們得以繼續生活下去。相比之下，對後現代主義而言，現實最終只是我們社會化和生活經驗的產物，只是被語言系統所建構出來的東西。創造了「後現代轉向」（the postmodern turn）一詞的社會學家史蒂文．塞德曼（Steven Seidman），在 一九九四年認知到這種變化的深層意義：「西方社會正在發生廣泛的社會和文化轉變，『後現代』的概念至少抓住了這種社會變革的某些面向。」安德森在一九九六年寫下的內容，更強烈地描述這種狀況：｢我們正處於一個偉大的、令人困惑的、壓力山大的、悲慘的，但也充滿希望的歷史變革，這和我們『相信什麼』無關，而關乎我們會『如何』信仰……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進行這樣的信念變革，更明確的說法是有關信仰的信念轉變。」塞德曼和安德森在這裡描述的是「知識論」（epistemology）上的變化，也就是我們如何獲得和理解知識的變化。後現代轉向的主要特徵是，拒絕啟蒙價值觀，特別是啟蒙運動有關的知識生產的價值觀，它和權力及其不正義的利用，都是連結在一起的。因此，後現代對啟蒙運動的觀點是偏狹的，是犬儒
而憤世嫉俗的。總結來說，被後現代主義者所拒絕的啟蒙運動，被定義為相信客觀知識，普遍真理、科學（或者廣義的實證）作為獲得客觀知識的方法以及理性的力量，可以藉由語言直接溝通的能力，普遍的人性和個人主義。他們還拒絕相信，西方因為堅持這些啟蒙運動的價值觀，才得以經歷了重大進步，並且拒絕讓西方繼續以啟蒙運動的樣貌走下去。
兩個原則和四個主題
後現代思想家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對現代主義和啟蒙思想採取拒斥的態度，特別是在普遍真理、客觀知識和個體的問題上。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這當中帶有一致性的、連貫性的主題。後現代轉向和兩個中心原則是息息相關的，首先是知識，然後是政治，這當中又有四個重要的主題基礎，這些原則分別是：
•後現代知識原則：對於取得客觀知識或真理的一種激進懷疑態度，並且致力於文化建構主義。
•後現代政治原則：相信社會是由權力和階級系統形塑而成，並且決定了我們「可以知道什麼」以及我們「如何知道什麼」。
然後，後現代主義的四大主題分別是：
1.界線的模糊
2.語言的力量
3.文化相對主義
4.個體和普遍性的失落
以上這六個主要概念，使我們能夠辨別後現代思維，並且能幫助我們理解它是如何運作的。它們是「理論」的核心原則，即便時至今日，後現代主義及其應用，已經從當初的絕望和解構，發展到今天更尖銳的，幾乎像是宗教一樣的社會行動主義的時刻，這些基本原則也還是不動如山。
以上就是我們希望研究的現象，它源於人文學科的各種理論方法，特別是在上個世紀，被稱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理論方法，之後發展成今日後現代主義的社會正義研究、社會行動主義和相關文化。
（節選自第一章 後現代主義——一場知識和權力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