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每當一個新點子橫掃中國，不論是新時尚、哲學，還是生活方式，中國人均稱它為「熱」。在改革開放頭幾年，中國人患上了「西裝熱」、「沙特熱」（Jean-Paul Sartre Fever）、「私人電話熱」。你很難預測某種熱何時、何地會發作，還有過後會留下什麼樣的影響。
一九九○年，中國電視開始播放美劇《Hunter》，在當地稱《神探亨特》而出名；人口有一千五百六十四人的夏家村迷上了它，村民開始聚在一塊兒，觀賞洛杉磯警局偵查警官亨特（Rick Hunter）與他的同僚麥考兒（Dee Dee McCall）如何臥底辦案。夏家村民最後發現：亨特警官至少在兩個時機會說他的口頭襌：「我同意」（Works for me）——只是，他最後在中國變成神職人員，原因在「我同意」被誤譯為「上帝的旨意」。這股狂熱由甲傳到乙，而且影響每個人的方式都不相同。幾個月後，當夏家村的公安想搜索當地一位農民的家時，農民跟他們講，拿到搜索票再來——而搜索票一詞，他是由《神探亨特》學來的。
二○○五年我搬到中國時，我已耳熟能詳的說法是，中國正以巨大而全面的手法在蛻變，涉及全人類的六分之一，並成為政治經濟的大樞紐。只是就近一看，最深沉的變化極為私密，不斷發生，隱藏在每日生活節奏之中，其方式我們很容易忽略。最大的狂熱是志向，相信絕對有可能重塑人生。大家都在嘗試，有些人成功了，但更多人沒有。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人反抗他們的歷史傳統，這種傳統叫他們無需嘗試。中國最受推崇的現代作家魯迅曾寫道：「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在中國住了八年，目睹此一野心時代蛻變成形。總而言之，這是個充裕的時代——第一次工業革命造就現代英倫，而中國轉型之極頂，規模要大一百倍、速度要快十倍。中國人不再挨餓——公民肉類食用量平均是一九七六年的六倍——但這個「飢餓年代」有所不同，這年頭人們醒來，想貪婪攝取的是新鮮點子、轟動事件及他人的敬意。中國是全球最大能源、電影、啤酒及白金消費國，而且在蓋的高速鐵路與機場，數量比全球其他地方加起來都要多。
對某些中國公民來說，中國的勃興創造出巨大財富，成為億萬富翁人數成長最快的地方。這些新財閥裡，有些名列全球最專心致志的盜賊，其他則位居政府高職。有人則兩者皆是。然而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此一勃興沒造出龐大財富，只是蹣跚地走出脫貧的前幾步而已。中國崛起而創造出來的獎酬，極不一致，但基本上很深遠：算是人類走進現代以來人民取得最廣大福利的案例之一。一九七八年，中國人平均收入為二百美元；到了二○一四年，變為六千美元。幾乎從各種標準來看，中國人已擁有壽命更長、更健康、教育程度更高的生活。
住在北京的這些時日，我發現一個人對自己想法的自信、尤其有關中國未來的自信，似乎與他腳踏實地所耗的時間，恰成反比。一切是那麼錯綜複雜，想套用簡單邏輯來解釋，你都會感到猶疑躊躇。想在諸多變化裡找出秩序，我們會蹩腳地托庇於統計數據：我住中國的那些年，搭機旅客增加一倍；手機銷量成長三倍；北京地鐵長度成長四倍。但那些數據給我的印象並不如一幕我無法量化的活戲那麼深：兩個世代以前，訪問中國的人最感驚訝的是人民的均質性。對外國人來說，誠如一本值得紀念的書名所述，毛主席是「藍蟻帝王」，是凡間神明，其土地上住的人民都穿一致的棉裝，組成「生產隊」。把中國人看待成集體，宛如一群不可思議的雄蜂的這種刻板印象，之所以能揮之不散，部分要歸功於中國政治的出力維繫：中國官方提醒來訪的人，這是個由工作單位、公社及難以度量的犧牲所組成的國度。
但是在我碰到的中國，一度是集體合唱的國族敘述，正碎裂為十億個故事——有血有肉、具個人氣質而且孤單奮鬥的故事。這個時代，世界最強兩大國家的中國與美國，其關係會受到考驗，只因為一名鄉下律師擇定時日，想改變自己命運。這個時代是醜小鴨變天鵝的時代，農夫的女兒可以努力上進，由工廠組裝線扶搖而到公司董事會，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她根本沒時間甩掉農村習氣與焦慮。這個時代，個體可以成為強風，影響政治、經濟與個人生活，只著意上升世代裡自我的形象，以至於煤礦工的兒子成長時相信，天下事對他而言，再沒有比瞧見自己名字躍上書的封面來得更重要。
由一方面來看，野心時代最大的受益人是中國共產黨。二○一一年，中共慶祝建黨九十周年——這在冷戰結束時是無法想像的里程碑。蘇聯瓦解後那些年，中國領袖鑽研那段歷史，矢言絕不會落到同樣的結局。二○一一年，阿拉伯世界的獨裁者們紛紛倒台，但中國的撐住了。為了求生，中國共產黨拋開教條，但還牢牢抱著它的聖人；馬克思理論雖遭揚棄，但毛像依然保留在天安門，俯臨著天安門廣場。
共產黨不再保證平等或世界大同；它承諾的只有富強及尊嚴。有好一陣子，那樣就夠了。但隨著時間推移，人們最後覺得那還不夠，而最想要的大概莫過資訊。新科技翻攪出短暫善變的政治文化，以往是秘密的事，現在大家知道了；以前孤立的人，現在也連結起來了。黨愈是想阻止人民取得未經過濾的思想，大家愈是搶著想先取得它們。
今天的中國因矛盾而撕裂。中國是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包包最大買主；勞斯萊斯（Rolls-Royce）、藍寶堅尼（Lamborghini）等名 車購買數量僅次於美國，只是治國的卻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想把「奢侈」一詞由各式排行榜中給禁掉。中國最富有城市的人均壽命與收入，跟中國最窮省分的差距之大，就好比紐約及非洲迦納一樣。世界市值最高的網路公司裡，中國有兩家，上網人口比美國來得多，但同時政府加碼投資，耗費史上最大心血，想要篩揀人類的表達自由。中國的多元、城市化及繁榮空前未有，可它是世上唯一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關在牢裡的國家。
有時候，人們會拿中國跟一九八○年代的日本相比；當時，東京市中心一百平方英尺要賣一百萬美元；大亨們啜飲雞尾酒，其冰塊是由北極拖來的。到一九九一年，日本身陷現代資本主義史上最大規模的資產貶值。只是兩國類似之處不算多，日本泡沫爆掉時，是成熟且已開發的經濟體，但中國呢？即使經濟過熱，還是個窮國，一般人的所得只達到日本公民一九七○年的水準。在一些時刻，中國還在踢正步的解放軍，以及它的異議人士及向外國投誠者，在在令人回想到蘇聯甚至納粹德國。然而那些類比不盡人意。中國領導人並沒威脅要「埋葬」美國，但蘇聯赫魯雪夫（Khrushchev）有；另外，即使中國最激烈的民族主義者，也沒進行帝國主義侵略或種族大屠殺。
中國最讓我想起的，是美國身處自己轉型的年代——馬克．吐溫（Mark Twain）及華納（Charles Warner）名為「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的時期；當時，「人人有夢，有自己鍾愛的盤算」。美國由內戰崛起，邁向鋼鐵產量比英、德、法加總都要多。一八五○年，美國百萬富翁不到二十人；到了一九○○年已有四萬人。有些人之傲慢自大如貝內特（James Gordon Bennett），到蒙地卡羅餐廳，人家不給他窗邊座位，他就把整家餐廳都買下來。跟現今中國一樣，美國發大財初期也出現大量的背叛不忠。曾祖父及祖父都當上美國總統的鐵路總管小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Jr.）口發狂言說：「我們做事之道，是奠基在撒謊、欺騙與行竊之上的。」最後，作家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跟我們講了《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主角，北達科他州蓋茨比（James Gatz）的滑頭故事，此君青雲直上新世界，追求愛情與財富而下場淒慘。我因中國新城市天際線而佇立時，有時會想到蓋茨比的紐約——「永遠是人們初次所見的城市，狂野地許諾著世上一切神秘與美麗。」
（摘自：《野心時代》，〈前言〉部分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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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真相】
第十七章 發光
胡岡教我行賄法官的第二件事，是有至少六個月你不會收到回報。他說：「友誼至上。友誼如此密切，你倆之間不藏祕密。」我倆聊天時，他把豬肉疊在碗裡，宛如小山。「你只有在展現忠誠之後，才能秀出你的技巧——說到做到，還有每次你都讓他覺得，付出心血是值得的。」他瞇起眼，靜靜嚼了片刻，一邊想個透澈，再說：「這些步驟做齊了，任何人都能搞定，而且關係攻不可破。」
胡岡的策略，乃是付出許多成本才學到的。在他賄賂法官的第一年，花了二十五萬人民幣在送上贈禮、女色及請客，但五年之後，回收豐厚。他擁有廣州城內最大的拍賣行之一，存款則「寒酸」到只有一百五十萬美元。他生活有節奏，他說：「我會睡到中午，接下來開始一天流程，包括照顧好大家的情婦。」
但即使如此，他發現仍有不足。「若是我一年賺三百萬或五百萬，我腦海中盤旋的，只有明年怎麼賺更多。假使我是城裡第三名，我該怎麼衝到第一？這就好比你在跑步，而一旦你開始跑，就沒有停止的可能了。你只能繼續跑繼續跑，你不會想到此中哲學涵義；就心理學層面來說，你完全活在自我世界中。」
對外人來說，對中國政治貪腐的規模經常難以理解，部分原因在於大多數人與其絕緣。造訪中國，相形其他開發中國家，遊客不會受到海關官員、街頭警察小額索賄的困擾；外國人除非接觸到學校或者公立醫院，否則他們不會感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賄賂早已深入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檯面上，中國的公立教育系統是免費、有保障的，但爸媽都知道，要付「贊助費用」才能進入頂尖學校。在北京，那筆贊助費用高達一萬六千元——比平均年薪要高一倍不止。百分之四十六的父母在一項調查中表示，只有「社會關係很強」、或有雄厚財力，才能讓孩子受到良好教育。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報告，到二○一一年，部處級官員（相當於市長）的貪腐案件，增加的速率達每天一個。
由於花錢買權力的現象過於普遍，二○一二年，全國語文權威的《現代漢語詞典》被迫增加「買官」這個詞——花錢買官職升遷。在某些狀況下，賄賂的內容讀來就像餐館裡的菜單一樣，讓人目不暇給。在內蒙小鎮，計委一職叫價十萬三千美元，都市黨書記起跳價十萬一千美元。這是有一定邏輯可循的；在虛弱的民主政體，候選人買票謀官職；在一個連票都沒得買的國家，你付錢給分配職位的人；即便人民解放軍也有一大堆任命權漏洞，司令官從麾下、呈金字塔狀的忠誠軍官收受一大串錢財。據說一個一星將領可指望收到一千萬元的贈禮與生意機會，四星指揮官則能坐享至少五千萬元。
每個國家都有貪腐問題，但中國則「發展」到「自成一格」的程度。對高層人士來說，誘惑之大，是西方匪夷所思的。哪些白手起家的人走合法之路，哪些則不，實在難說得很，但政府官職始終是穩當的發財之道，無庸置疑。在二○一二年，中國人大最有錢的七十名代表，身價淨值約九百億元——比整個美國國會議員淨值加總要多出不只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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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人的賄賂金額，與完全不透明的賄賂內幕，兩者結合起來所加乘的結果，破壞了黨最嚴肅隆重的儀式——二○一二那一年，照說該整理政治舞台，老一輩的高級黨官，將把政權傳遞給新一代。計畫很是精準：秋季裡某一天，新登場的領導班子將大步走上人民大會堂的舞台，當著長六十英尺的萬里長城油畫前，客氣地彼此鼓掌打氣。但那一年開年快一個月，所有接班計畫開始解體。
王立軍原是西部城市重慶的公安頭子，黨媒一向謳歌他的強韌及革新，包括完美地從被處決的犯人身上挖出器官移植，但二月六日他開車逃進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庇護。他對美國人說，自己發現一樁謀殺案，矛頭指向他的上司薄熙來一家。薄熙來是重慶市黨書記，當時是聲勢奪人的大位角逐者，有望在那年秋天登上人民大會堂舞台；被害人是當地一名英國商人，名叫海伍德（Neil Heywood），遇害時年僅四十一歲。他的一位朋友對英國媒體形容海伍德說：「他清白無瑕，非常高貴、博學，好像格林（Graham Greene）小說中的人物。」海伍德兼職替一家企業情報公司工作，公司是前軍情六處官員創辦的，而且，他在北京開的積架車，車牌號碼是○○七。朋友們認為，他更像是《白日夢冒險王》（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的主角米堤，而非詹姆士．龐德。
那年冬天，海伍德的屍體在一家叫「南山麗景度假酒店」的寒酸房間內被發現，警方說他的死因是酗酒，但王立軍告訴美國人，海伍德一直替薄熙來家工作，解決大病小痛，當他觸怒薄妻谷開來，她就叫人把他毒死。中國菁英政治裡，薄熙來是最富領袖魅力的人物，走人民路線，很會挺人。在他的升官路上，我湊巧見識過，當時他掌管商務部，等著輪到他坐上政治局位子。他是北京名人，身材高，很上相，是黨元老薄一波的兒子，鑲金鍍玉，宛如一國儲君。他的妻子谷開來是明星律師，曾出版過一本書，談自己在法院的成功—有位美國同事曾形容她是「中國的賈桂琳」（the Jackie Kennedy of China）。薄當上重慶市書記時，發現有機會智取他那些開明改革派的對手，把自己打造成中國最像休伊．朗（Huey Long）的人物。於是他披上毛主義的大旗，召集重慶市民來唱《團結就是力量》、《革命者永遠年輕》這樣的「紅歌」；他跟手下的警力發動「打黑」，逮捕並刑求數千名政敵、巨賈及黑道。
我會遇見薄熙來，是因跟隨採訪美國芝加哥市長戴利（Richard M. Daley）的行程，想知道當美國政客碰到中國政治，會是什麼光景。我們在薄的辦公室外候著，他突然衝出門來，笑著與前一批訪客道別；那批高瘦的非洲團，因受到如此熱誠接待而十分滿意。我問奉茶給這些客人的一名小姐，他們是誰。「蘇丹人。」她說。
薄熙來在前門與蘇丹人揮手道別，旋踵伸手攬住下一個來賓。在我被導引出房以前，薄以滿口英語表示歡迎，對中國官員來說，這算罕見而值得一誇。最後我看到他坐在戴利旁邊，兩相對照下，戴利像個來自芝加哥南區的消防栓，薄熙來則看似電影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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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公安頭子王立軍叛逃，這世界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薄熙來與他所打造的王國究竟幹了什麼事。但王立軍的揭發令人震撼，到最後，美國人並沒給他庇護，他沉鬱地走出領事館，落入中國當局手中，後來被控以叛國罪及收賄罪——對任何考慮叛逃的人，這是很明確的訊息。王立軍的事，紙包不住火，終於流傳出來，中國權力核心的某些迷思，已開始受到侵蝕。
王立軍到底說了什麼，謠言快速傳遍大街小巷及網路。黨的網管想把它們除掉，但是，對薄熙來造成的政治傷害已經有致命影響。兩個月內，薄被拔官，政府打算以收賄、濫權等罪名起訴他。黨煞費苦心，想在貌似追求司法正義，又能避免不合宜的細節被公開，這兩者之間求個平衡。在為期一天的作秀式的審判裡，薄妻谷開來因殺害英商海伍德而被定罪，只是審判對壓下民眾的狐疑功效無幾。谷現身法庭時，看來比她的照片胖很多，公眾揣測該被告是個替身，被收買來頂罪的。無論政府出多大力氣否認，此一迷思徘徊不散。自由派評論家章貽和寫道：「這讓我們想到喊狼來了的男孩，一再說謊，直到沒人相信他，最後他被狼吃掉了。」
薄熙來倒台遺緒深遠。謹舉其一，薄的事件讓中國公僕與謙卑清廉的連結迷思分崩離析。當時他的官方薪水相當於一年一萬九千美元，但他的親人經查出所做的生意，價值估計超過一億美元。
對外國生意人來說，海伍德的下場令人不安，這提醒他們，儘管中國經濟有所成長，但黑社會的癖性依然潛藏在表面以下，偶爾會爆發出來。有位英國廢五金商人斯里拉斯塔夫（Anil Srivastav）對我談到，有一次他與人談判一批廢金屬，過程火爆。他說：「有些人進門把我拖出去。我大喊救命但沒人理踩。他們把我塞進廂型車載走。」他後來獲釋，但不禁想到，「以前這些事情我只在電影裡才看得到。」
對中國民眾來說，薄熙來倒台，另蘊含一個更強烈的訊息，讓他們思索周遭打轉的資訊：一個他們在網上傳來傳去的謠言，網管譴責並消音的東西，一夕之間改頭換貌，變成事實。微博上有位名叫「Jieyigongjiang」的用戶，他寫道：「『國際反動勢力』散播的攻擊，現在竟變成真相。那麼，外媒揭露的『真相』，哪些我們應該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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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聞正成為中國崛起的警鐘。科技、財富及長期草率結合起來，以往保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神祕簾幕正在揭開，外界已經得以窺其面目。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對那些操掌國家的人領了多少津貼，所取得的資訊為史上之最。一位沒沒無聞的共產黨官員韓鋒，在日記裡記下自己擔任廣西省來賓市菸草局長的生活，為期兩年，內容共有五百多件事。韓鋒的日記被洩露到網上，他想破頭也不知怎麼搞的，裡頭記載的生活充斥著宴會、婚外情、休閒商務旅遊，穿插著共產黨的老規矩。過完一個平常的上班日之後，他寫道：
「十一月六日，星期二（晴，氣溫攝氏十一度到二十五度）：我編輯完談『文明態度』的演講稿。午餐時，李德輝等來自廈門的人來訪，我們喝酒。接下來我在公司宿舍休息……去吃晚飯，喝了很多……晚上十點，譚善芳女士開車過來，拉我去她家。我們做愛三次，凌晨又做。」
一等他的日記洩露，韓鋒二○一○年三月被捕，受審後判刑十三年，罪狀是收賄十萬元及房地產。在政治食物鏈裡，他只是隻小魚，黨樂於把他丟出船外；我讀他日記時，最驚訝的是那種司空見慣的語調；韓鋒之突出，不在他是個惡棍或政治家，他只是個尋常男子，盡自己所能攫取上頭體制賜給的好處。公帑的濫用以「三公」最為出名——旅遊、吃飯及汽車，財政部一度估計，這些支出讓國家付出一百四十億元，超出國防預算的一半。那一年最後一天，菸草局長韓鋒對自己生活做出評價：
「二○○七年過去了，這一年我的工作更順手了……我在員工裡的威信高，今年更是全面完成任務，收入又高達二十萬元，明年預期更好。有鑑於此，回不回區局我都無所謂了，能再幹二年直接回區局幹個閒職再內退最好。今年兒子又爭氣，得到了推薦研究生，不用考了，兩年後他找工作會容易得多。今年自己玩相機玩出心得，今後就會好好地玩到老。玩女人這方面，終於玩了楊淑紅，又和小盤玩上了，還固定和譚善芳，還有個莫瑤待玩，今年真是交了桃花運，女人多了就是要注意身體。」
日子久了，中國博客主學懂鎖定官員照片，找出花費嗜好與官方薪水不匹配的證據。他們貼出警察局有漆成藍白色瑪莎拉蒂（Maserati）與保時捷（Porsche）的照片。他們指出，有位地方房地產局局長叫周久耕的，經常被拍到抽一包值二十四元的香菸，而在一場賄賂調查之後，他被送去坐十一年牢。有位博客主專長揭露疑有昂貴名錶的黨同志，博得「腕錶看門狗」的名號。網管盡其可能擋掉網路，但每個新案子，就讓一個始終保證「先苦後樂」的共產黨形象被撕裂一個口子。每樁不堪入耳的新案子，聽來都像是「常規」而非特例，而且每個新細節都突顯黨表面正經八百，與底下未經修飾的現實，兩者之間存有鴻溝。有位女子常艷上網描述自己與上司、中央編譯局長衣俊卿有染——諷刺的是，衣俊卿正是馬列正統學說及價值的專家。這位情婦描述自己怎麼付他錢，買到中央編譯局的工作，還貼出長達三年的手機簡訊內容，長篇敘述壽司、清酒，以及午餐時的打情罵俏。
另一例風波，則是由待修電腦中的外流照片所惹起，內容是五名男女在飯店狂歡時，扭成一團的光景，讀者很快就認出幾名政府官員的臉孔。問題不在尷尬，而在偽善：在此之前，政府曾起訴一名電腦科學副教授；跟母親住在一起的教授，閒暇之餘組織群交（在圈子裡，他以網路化名「陽火旺」而著稱）。他被捕，以「聚眾淫亂罪」判刑三年半，那項罪名，是當初政府以「流氓罪」起訴婚外情民眾的遺留物。陽火旺一案，變成隱私權倡議人士的集結號，因此，幹部雜交的新聞，對黨造成公關挑戰之流的傷害。一個縣級政府決定，把本案宣稱為認錯人，而《人民日報》以〈裸男並非我們黨書記〉為新聞標題來總結（但結果證明是他沒錯）。
我想趕上時代，還真有麻煩。在這個一胎化國家，有個山西官員被逮到有妻子四名，小孩十個。還有個黨書記叫雷政富的，在一個年紀只有他三分之一女子身上「努力耕耘」的錄影畫面，當然，事有蹊蹺，女人是當地房地開發商僱的，誘惑雷某，以便勒索他。在網路上，因雷某長得肥胖如蛙，中國網民把他的照片，跟《星際大戰》電影惡棍赫特人賈巴（Jabba the Hutt）擺在一塊兒，極盡酸諷之能事。
在我放棄不再追蹤這類報導之前，讀到的最後一案，與新疆省烏蘇市公安局長有關。此人經發現同時與兩女談戀愛，還把她們拔擢到警員行列，並用納稅人的錢，租一豪華公寓供姐妹倆居住。在此情況下，公安局發了一份大概自覺是好消息的澄清稿：局長的兩個情婦不是孿生姐妹，只是姐妹而已。我讀到這段細節時，午餐吃不下了，只能眨眼等著消化新聞；「只是姐妹」此一辯護，似乎為中國公僕的形象設下新的分水線。
